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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六、结语与私人财产权主要以防止国家公权力（包括立法）的侵害为主要使命不同，国家所有则主要依赖于立法塑成并获得正当性，从而满足国家所有方面的正当性要求（Legitimationsgebot）如果说，私人财产权主要体现了合宪性审查的要求，那么国家所有和公共财产条款就更多体现了民主立法的要求。

六、结语 与私人财产权主要以防止国家公权力（包括立法）的侵害为主要使命不同，国家所有则主要依赖于立法塑成并获得正当性，从而满足国家所有方面的正当性要求（Legitimationsgebot）如果说，私人财产权主要体现了合宪性审查的要求，那么国家所有和公共财产条款就更多体现了民主立法的要求。

[26]国家机关在实行行政管理时合法制定的普遍性的规则，称为行政管理法规。[103]我国的行政行为型式论才刚刚起步，恐怕还没有弃之如敝屣的本钱。

给付行政、城市规划行政、风险行政等不断复杂的实践对行政法释义体系提出了新问题和挑战，对此，行政过程、行政法律关系等概念开始扮演起行政行为竞争者或协作者的角色。本文以居于行政法释义学核心的行政行为概念为中心，在学说—立法—裁判的互动中对此加以考察。为了呈现复杂的动态过程，笔者拟在法学学说—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主要是司法裁判]之间的互动中，对此加以考察。[54]参见张树义：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60～64页。通知效力不及于其他对象，不能反复适用。

[71]在蔡小雪、甘文法官的研究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印证，学者倾向于扩大受案范围。另一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起诉受理部分的统计，也没有关于抽象—具体区分问题的，参见梁风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批复答复解释与应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301页。随着立法的发展，逐渐增加了对成文法的注释。

章志远：《行政行为效率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版。大量的建设性研究完全可以继续围绕行政行为加以充分展开。叶必丰教授体察先驱者的筚路蓝缕，指出王名扬先生的行政行为分类等理论体系，并非基于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和司法上的判例，在《行政诉讼法》制定前也没有实定法和判例的支持。罗豪才和方世荣教授较早地关注到了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多样性。

[70]如果基于实定法进行学理建构，对规定中的不属于受案范围的行为或事项，有两种解释可能：一种是排除、一种是例示。宋晓辉的观点也没有被很快接受，抽象—具体的释义框架仍然是主流的、被广泛采用的。

张树义教授又进行了回应，参见张树义：再谈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答杨翔、宋晓辉二同志，《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第112～114页。在对这一法律概念进行释义的作业中，受案范围调控的功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它在行政法释义体系建构中的作用未能充分显现。笔者认为，以司法审查为中心的行政法学是中国行政法学本土规范构成的核心部分，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学需要在此基础上向行政过程延伸。[4]行政诉讼的运作产生了解释的需求，催生了法释义学的萌芽、促成了它的发展。

[9]2008年后，朱芒教授、章剑生教授等行政法学者发起判例研读沙龙，[10]深入研究在规范—个案关系中裁判—学说的互动，从中发现、发展行政法释义学。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有时候行政机关的同一个文件涉及若干个行为，一些行为是抽象的，另一些行为也可能是具体的，需要认真加以辨别。就学术论文而言，第一篇主题为行政行为概论的，系胡建淼教授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的《试探行政违法》。

[34]在贺善征教授署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讲稿总则[1～6章]》第五章我国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的第二节行政管理活动的法的形式部分，已有抽象—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述：资产阶级国家把行政命令也分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法官们在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之后，不无调侃地说：中国所有的行政诉讼法教材都会告诉读者什么是具体行政行为，什么是抽象行政行为，甚至还有这方面的专著。

[86]经过二十五年来行政诉讼的不断发展和行政立法的不断完善，行政法学界应当已经具备足够的观察坐标，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观察来做什么。行政法释义学作为解释性学说，可以呈现法律论证的完整结构和法治实践的动态过程。

[20]白鹏飞则提出了行政行为的概念，将广义的行政行为泛指为行政权之一切作用，与行政作用无异。被告辩称，通知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都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理由是：通知所指向的对象不特定，不仅仅针对董永华或某一个被拆迁人。该通知第2条第一款，不仅为相对人设定了义务，而且规定一旦相对人未履行义务，将直接承担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参见前注②，李洪雷书，第4～5页。这一判决的意义在于将审查对象设定为是否属于可复议[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进行内容中是否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而不从整体上判断其法律性质。[89]我国行政行为释义学的发展，长期服务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调控，遮蔽了其所可能发挥的其他功能，没有能够提炼和归纳复杂而多元的行政活动方式。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概念清晰、逻辑周延、体系自足、层级多维的行政行为释义学。[1] 从应然角度来说，以行政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可存在多个研究进路或分支学科，例如行政法政策学、行政法社会学、行政法史学、比较行政法学和行政法释义学。

何海波教授的《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基于判例重新构建了行政诉讼法学体系。规范性文件[篇名]1461条，规范性文件[关键词]168条。

[82]至于学理上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否可诉，则是一个政策选择和机构能力配置问题。具体的行政行为叫行政处分。

可以说，中国行政审判案例已经不是原审裁判文书，而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确定的判例，也是获得全国各级法院行政审判法官高度认同的判例。[83]最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2014)，将第2条、第5条的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从而使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可审查性的讨论不必建立在抽象—具体分类的基础上。[92]周汉华：行政行为概念辨析——政策制定、独立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能的区分，载应松年、马怀德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31～543页。该判决讨论的是《行政复议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对《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也有参考意义。

[45]他们实质性地影响了立法。[70]参见前注[48]，蔡小雪、甘文书，第12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2页。对第12条不能受案的规定作限制解释。

[68]叶必丰教授的《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第一部专著，同上，刘莘主编书，第10页。在面对具体案件时，讨论法院受理案件的法律依据时，学者往往以保护诉权为目标，对法条解释持实用主义立场。

[30]然而，王名扬教授的论述，体现出规范进路，考虑了合法性审查功能。抽象的行政行为叫行政规章[基于一般法律关系]，行政规程[则][基于特别的权力关系]。[53]在《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之后，开始有研究集中讨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10]黄卉、朱芒等编：《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方法——判例研读沙龙实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而规划和风险行政所提出的目的预测性等问题，则可以导入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控制加以调控，从而实现对良好行政的追求。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关键词搜索，有2904篇，以抽象行政行为为篇名搜索，则有456篇[其中，一直到1998年，都只有个位数结果，而到了2000年，则上升到20余篇，最高的年份2005年达到41篇]。

通知不能直接进入执行程序。[24]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民国行政法学、连通了外国行政法学，使我国行政法学在新的起步阶段有了台阶，而不至于完全白手起家。

经过这样的法治实践、理论作业和立法修订，我们应当厘清释义对象，以丰富和实质性地发展行政行为释义学，并就行政行为理论展开新的研究。据此认为，该通知中含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条、第6条的规定，属于申请复议的范围。